③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页。

它非常适于律师和法官担任的特定角色——非常适合这样一个制度，即各种不同的人尽管在时间和能力上有各种限制，尽管在根本性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他们必须得出结论。有时，这些障眼法会把一些和情境不符的观点强加在我们身上。

(36)参见皮宗泰、王彦：《准行政行为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36页。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在理论上，准行政行为不具备可诉标准的所有要求，原则上不可诉。胎儿的准人格状态要求其在法律主体层面具有部分权利能力，其准人格部分要素能够成为法律上的人格要素，成为人格权保护的客体。在现代汉语中，准字含义丰富，其中和某类事物差不多的义项，与准X型法律概念的用法大致相当。

与正式的立法活动不同，在法学研究时，为阐明学术问题，是可以灵活运用准X型法律概念的。⑥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0页。其三，免受数字控制权。

算法是人类通过理性所形成的一种认识数据的特殊工具，它在大数据技术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从古至今，正义一直是法律的永恒追求，但它并不只是以一种声音说话，也没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标准和图表，更多的则是一些理念和原则，因此，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此时，每个人既有生物性的自然人身份，又有电子性的数字人身份，特别是元宇宙中性骚扰、数字财产、交易活动等已完全突破了传统法学的自然人基础和权利逻辑。总体来看，数字分化、数字鸿沟和沉浸/躺平都是数字化变革发展的副产品，防范和抑制它们所带来的生存发展问题，既是数字人权保护的重要任务，也是弘扬数字人权价值的必然要求，从而促进数字法治的良性发展。

其次，避免符合式套用。这样，现代法学赖以生成和发展的条件、基础与规律均发生了重大转变、甚至被颠覆，这就使得既有的法律体系与现代法学理论遭遇到严重挑战和革命性重塑，转型升级已势在必然。

二是信息投喂与信息茧房。（三）创新法学教育方式 数字法学是一个革故图新的理论重建进程，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命题、太多的理论需要研究、提炼和重塑，因此，需要大胆创新教育模式、大量培养创新型人才，从而为数字法学的后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样，在法律价值上，工商社会主要是基于身份、财富和机会的分配正义，数字社会则出现了基于数据信息的透视和控制问题，于是，就出现了数据正义观、代码正义观和算法正义观，迫切需要进行深度研究和高度提炼。以及平台权力（权利）、算法治理、区块链治理、计算法学、认知法学等等，都是亟待回应和建构的时代法学理论。

事实上，数字法学中这样的问题很多，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对话研究和共同应对。这样，就会形成场景多样、代码互动、层叠交织的数字社会关系，展现出虚实同构的数字行为逻辑。人们越来越多地融入在线生活，个人信息/数据成为大数据源泉和人工智能应用的原料，人也获得了数字人的新型存在形态，甚至成为身联网（IoB）的一个技术平台。在平台治理、算法治理、区块链治理中这样的情况很多。

即对那些现代法律理论无法包容、无法回应的新兴问题和领域，如数据/信息确权、算法治理、平台治理、区块链治理以及人工智能规制这些挑战，就需要创设新的法律概念、新的法律原则和新的规则理论，针对其中的数据交易、数据竞争、数据跨境、数据鸿沟、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算法合谋、深度合成、数字孪生、元宇宙规制等诸多时代难题，提供相应的制度设计和理论方案。甚至在法律奇点的语境下，人类和技术一直在以剧烈改变法律系统的方式进行互动，导致一个主要依靠自动化决策的法律体系，而只保留了人类审查和批准的体系。

观察者、控制者一方基于这种严重的不对称性，来操纵交易、控制行为、分配利益，进而获取商业利益、政治利益和秩序期待，这无疑会导致严重的数字不公平，亟待予以制度性解决。如果说工商社会致力于火车司机取代马车夫这样角色转换的话，那么，数字社会则致力于塑造社会成员的数字生活能力和行为能力。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万物链接，人们的所有活动都会在数字时空中留下痕迹，物品、行为乃至思想均可通过数字来表达和呈现，从而创造了万物数字化的全新数字生态，正可谓信息不是一切，但一切皆可成为信息。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法律文本驱动的多义性，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计算，而这些不同的方式对于受法律约束的人来说，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样的设计选择属于‘人民和法院，而不是属于大型科技公司或大型法律公司中武断的任意软件开发者。早在三百多年前，莱布尼兹就设想了一切皆可计算的法律公理化体系之梦。（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众所周知，现代法学发源于西方，然后以进步的号角和理性的能量传播到了世界，进而成为法学理论的主导。其次，基于AI系统的专业合作。数据处理、算法设计、代码编程，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行为，而是吸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观念和目标，或者说法律和代码的相互作用塑造了这些价值观。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带给人们空前的沉浸式体验和无限性编码想象，参与者也获得了上帝般的创世纪能力。这些数字实践反映着法律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和理论共建，成为数字法学的社会动力和理论源泉。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融入计算思维以增加对计算行为的认识，对计算行为的种类、行为机制和规范方式等进行具体研究，才能适应我们正在进入的数字化社会，从而直接为计算行为提供行为规范。例如，为适应新形势新发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修订中增设了互联网专条，但没过多久就发现仍然难以有效解决问题，司法机关不得不回到法律的抽象设定上，通过激活原则条款来裁决案件。

二是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广泛应用，智能执法司法场景会越来越多，现代法学知识理论将在知识图谱构建中逐渐被技术编码和数字化重写。因此，如何在算法秩序中保持人的光辉，便成为数字法学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现代法学理论是以契约论为基础来阐释正义的，目标取向是对物理时空中基本品（资源）的合理分配，它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物、事中的物理逻辑呈现。主要是依然能够完全回应和适用数字社会法律问题，以及经过扩张重释和变革重建的现代法学理论。否则，就难以回应数字时代的法学需求，更难以担负相应的法学使命。第三，本文主旨在于展示数字时代的法学变革趋势，勾勒数字法学的理论框架，因此，尚难以提出详尽完整的、体系化的数字法学范畴、概念、原则或原理。

法律在功能上将是完整的。因此，现代法学理论对其仍然能够有效适用。

如今的数字法学则不同，它不再是一个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路径，而是一个多点并发、多元共进的局面。因此，对当今的数字法学而言，自然不可能抛弃一切、推倒重来。

首先，价值判断和识别。巴洛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早就宣称：你们的财产、表达、身份、活动和条件的法律概念不适合我们。

这在各类智能系统的数据归集、要素抽取、算法设计、应用示范等各环节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这里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字法学与现代法学到底有哪些不同？或者说，到底是哪些重大变革导致了从现代法学迈向数字法学这样的转型升级？而这无疑需要从研究内容和范围说起。数字化抹平了某些不平等，但同时又造就了一些新的不平等，出现了老年数字鸿沟、中西部数字鸿沟和城乡数字鸿沟，具体表现为接入鸿沟、使用鸿沟、知识鸿沟和能力鸿沟，直接涉及到人的生存发展状态和社会参与能力。数据信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还会挑战现代性的平等、自由、公正和民主原则，引发一场被重新分类、评价、比较、甚至被看透的控制革命。

数字法学应走出问题化的现象性、破碎性研究方式，转向基于问题的命题性理论研究方式。再如，数字社会中人的行为，一方面是虚实一体融合的，另一方面又可能是人机协同的，对此时发生的法律问题，凭借现代法律那种从单一物理时空和工商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法律行为理论——动机、目的、认知以及行为方式、结果、因果关系，是难以进行解释和证明的，亟需进行数字行为立场的理论重建。

尽管目前出现了低代码或者无代码的发展倾向，但基本的代码规制仍然扮演主要角色，进而构成塑造数字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从宏观而言，一个典型的情况就是，面对日渐增多的人机协同决策的生活场景，当人的很多行为和认知与机器融合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人机混合的‘系统即社会中制定规范（Norms），进而重新审视法律价值和法律关系理论。

基于此，一些计算法学的倡导者已开始探索计算空间所形成的数据、算法、平台和场景等基本范畴、思维方式，数字社会的新式行为、新型关系，进而探索数字法治的基本原则、基本范畴和知识体系。再如，反垄断法上的双边市场、封禁行为等法律认定，在当今平台经济条件下遭遇困境，反垄断的正当性边界出现重大争议。